实用新型专利是指对产品的形状、构造或者其结合所提出的适于实用的新的技术方案。与相比，实用新型专利的创造性较低，授权时未经实质审查，专利稳定性较差，所以数量庞大的实用新型专利对市场经营自由所带来的限制尤为突出。在司法审判中，合理界定实用新型专利的权利保护范围，在鼓励技术创新的前提下防止技术垄断和恶性竞争，应属于当前我国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工作中不能忽视的一个因素，对于实现宗旨有着积极意义。
一、界定实用新型专利权利保护范围的意义
(一)界定权利保护范围是专利制度的本质要求。
专利制度源于封建特许制，其理论主要有三个方面内容：一是发明人通过劳动创造出技术成果，应当予以相应的奖励以提高创新积极性;二是通过法律预先设定授予专利权的条件，对符合条件的技术方案授予专利权，使发明人享有独占利益，防止不正当竞争;三是专利权人以其将技术发明内容向社会公开为代价，获得一段时间内对专利技术的独占权，专利审查机构代表公众对发明人提出的权利要求进行审查并予以授权。笔者认为，发明人之所以获得专利独占权，除了源于奖励其技术创新行为外，同样也是社会整体利益考虑下的产物。因此，专利制度更多被当做一种公共政策的工具，其将特权授予个人或者单位完全是为了产生更大的公共利益。[1]界定权利保护范围体现的正是发明人对专利独占利益的意志要求和基于公共利益对发明人意志进行约束两个层面的价值权衡。合理界定权利保护范围既有助于激励技术创新，更利于促进技术的推广应用和防止公共利益因滥用专利权利的行为而受到侵害。sa
(二)合理界定权利保护范围是专利制度发展的历史选择。
专利制度早期，封建君主滥发专利权的行为引起了社会公众的严重不满，催生了1474年的《威尼斯专利法》和1623年的《英国垄断法》。[2]而伴随工业产业进步，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改进技术，人们便开始对专利权利保护范围是否过宽加以关注。在18世纪国际自由贸易理论影响下，人们认为专利权利保护破坏了自由竞争并且影响了技术改进和社会化大生产，更以反垄断名义对专利制度进行攻击。十九世纪后，专利制度的重心逐渐由激励发明人转向了保护社会公众利益，从而对界定专利权利保护范围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虽然保护专利独占利益，激励技术创新在当今社会特别是中国社会仍然非常重要，但防止因为专利独占造成对公众利益的侵蚀以及避免专利权利滥用造成对市场竞争秩序的破坏也同样应成为现代专利制度的核心内容之一。
(三)合理界定权利保护范围是国家利益的需要。
专利是一种技术垄断。对于发达国家而言，专利制度可以充分发挥技术创新优势，巩固市场垄断地位;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则意味着要付出更多代价来换取经济发展的空间。从国家政策考虑，如果一个国家的科学技术发达，那么其专利政策就会更多地偏向对专利权人的保护;而对于技术相对落后的国家，则希望利用后发优势促进本国经济发展，对专利权利保护就会采取严格的限制。在我国，虽然数量很大，但还是一个主要依靠技术引进和技术改进推动经济发展的国家，拥有专利的企业只占全国企业总数的1%左右。而在当前的国际竞争中，跨国集团的竞争策略已经从过去的价格和质量竞争转变为知识产权竞争，通过技术垄断压缩发展中国家企业的国际空间。可见，合理界定专利权利保护范围更加符合我国国情。反观西方发达国家在方面同样采取双重标准，即在国内强调技术推广应用和利益共享，在国际社会则要求加强专利保护。这一点对于我国专利权利保护应当有所启发。笔者认为，应当加强对创造性较高的发明专利的保护，激励关键技术的自主创新和对国外先进技术的引进，对于创造性较低且数量庞大的实用新型专利则应严格界定权利保护范围，避免经济发展和市场竞争受到不当束缚。
二、界定实用新型专利权利保护范围的影响因素
专利制度的设定一方面是让公众知道如何实施专利技术，使专利技术得以推广应用;另一方面则是让社会公众能够清晰地知道专利权利范围，知晓哪些是发明人的发明，哪些属于公有领域。所以，界定专利权利保护范围既不能剥夺公众使用公开技术的自由，又必须使公众能够以足够确定的程度知道专利保护的内容。[3]由于专利权保护的客体是专利技术方案而非专利产品，其性质是一种信息，不能从外部形态进行观察，所以专利制度要求发明人必须通过专利权利要求书的形式向社会公开其技术方案和专利权利保护的边界。因此，界定实用新型专利权利保护范围也应以专利权利要求为依据，主要考虑三个方面的因素：一是专利权利要求的作用;二是专利权利要求的解释模式;三是专利权利效力审查机制。
(一)专利权利要求的作用。
专利权利要求表达了发明人就专利技术方案要求予以确认和救济的主观愿望，而当该权利要求经过审查批准后就成为决定专利权利范围的依据。专利权利要求对于界定专利权利保护范围有三方面作用：一是专利权利要求界定了需要保护的发明内容，对于权利要求中没有提及的发明部分，视为发明人不要求保护而贡献给社会公众使用;二是专利权利要求通过技术特征来表明要求保护的范围，权利要求中的每个技术特征都对权利保护产生限定作用;三是通过专利权利要求，社会公众可以事先得知哪些技术受到了专利权保护，并将那些表述不清、界限不明的部分排除在专利权利保护范围之外，确保公众信赖利益和交易安全。
(二)专利权利要求的解释模式。
对专利权利要求进行解释可以明确发明技术方案以及发明人意图保护的权利边界，有助于合理界定专利权利保护范围。当前，专利权利要求的解释理论主要有两种：一是中心限定制，即专利权利要求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定义发明人在现有技术的基础上做了什么贡献。在该种模式下，审理专利侵权纠纷的法院在判断专利侵权指控是否成立时可以通过专利说明书和附图的内容来理解发明的构思，并能够较为自由地对专利权利要求做出扩大解释，使之涵盖从文字上看不同于专利权利要求内容的实施行为;二是周边限定制，即专利权利保护范围完全由权利要求的文字内容来确定。在这种模式下，权利要求书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一旦权利要求书的文字经专利局审查确定，其保护范围也就固定下来，审理专利侵权纠纷的法院在解释专利权利要求时必须严格遵循权利要求书的文字内容。
(三)专利权利效力审查机制。
专利在授权公告以后，任何单位或者个人认为专利权的授予不符合法律规定的，都可以提起异议程序，要求宣告专利权利无效。专利权利效力审查目前也有两种模式，即由法院在审理专利侵权纠纷的同时审查专利是否有效的美国模式，以及由专门法院或者专门机关来处理专利是否有效的德国模式。在美国模式下，法院有更大的决定权，对界定专利权利保护范围起主导作用;而在德国模式下，审理侵权诉讼的法院不能决定专利权利效力，所以专利权利要求书对于界定专利权利范围的作用就更为突出。不过，由于美国法院采纳周边限定制的解释理论，有效限制了法院在侵权诉讼中界定专利权利保护范围时的裁判权力，而德国法院接受中心限定制的解释理论，扩大了法院对专利权利保护范围的决定权。所以，两种专利效力审查模式配合各自的专利权利解释理论所实现的专利保护水平实质基本相当。
(四)我国界定专利权利保护范围的模式选择。
在中国，对专利权利效力的审查由国家知识产权局负责，审理专利侵权诉讼的法院不能决定专利权利效力问题;而在权利解释方面，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专利权的保护范围以其权利要求的内容为准。在此制度下，专利权利要求成为决定专利权利保护范围的主要因素，法院在审理专利侵权诉讼时必须将经过专利局审批的专利权利要求的有效性作为判断侵权是否成立的前提和基础，不得否定专利权利的有效性，并且专利权利保护范围应受到专利权利要求内容的严格限制，法院不能脱离专利权利要求的内容随意扩大或者缩小专利权利保护范围。对于未经实质审查的实用新型专利而言，专利授权范围基本等同于发明人的原始要求，也就是说专利权利要求缺乏出于维护公众利益而进行的必要限制。如果在司法环节不对专利权利保护范围作出合理界定，势必导致对专利权人的保护力度过大，而忽视了社会公共利益，从而背离专利制度的宗旨。
三、合理界定实用新型专利权利保护范围的方法
(一)权利要求的语言文字应当准确、清晰。
发明人通过权利要求书，用语言文字的形式将要保护的技术方案概括出来并向社会公开，使公众能够有一个稳定的心理预期。但人的认识能力和表达能力是有限的，用语言文字来表达一个技术方案并非易事，当权利要求书不能完整、准确地概括技术特征时，必然会导致权利要求的实际范围可能被夸大。所以，语言文字的准确、清晰是专利权利要求应当具有的重要特征。笔者认为，对于实用新型专利而言，当专利权利要求的语言文字或者术语模糊不清或存在两种以上解释时，应当倾向于考虑社会公众和第三人的信赖利益，选择专利权利保护范围较窄的那种解释，压缩专利权利的保护范围。
(二)说明书对专利权利要求有限制作用。
发明人公开技术方案的载体是专利说明书。权利要求书是在说明书的基础上来划定专利权利保护范围。笔者认为，专利权利要求书应当得到说明书的支持，即权利要求书中的每一项权利要求所要求保护的技术方案应当是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能够从说明书充分公开的内容中得到或概括得出的技术方案，不得超出说明书公开的范围，否则该权利要求便不应得到保护。
(三)全面覆盖原则与多余指定原则。
根据全面覆盖原则，如果被控侵权物的技术特征包含了专利权利要求中记载的全部必要技术特征，则落入了专利权利的保护范围。[4]在此原则下，专利权利保护范围只受必要技术特征的限制，从而有利于对专利权利人的充分保护。不过，实务中要对必要技术特征与附加技术特征进行区分存在很大难度，而这对于社会公众和其他竞争者而言就更加难以判断。根据专利法的规定，必要技术特征记载于独立权利要求中，而附加技术特征记载于从属权利要求中。笔者认为，出于维护公众信赖利益考虑应当将该规定作为判断必要技术特征和附加技术特征的准则。在适用全面覆盖原则时，对独立权利要求中的每一个技术特征都应推定为必要技术特征，不能任意将其中某个技术特征忽略。
实践中，一些发明人将附加技术特征写入了独立权利要求，而由于实用新型专利不经过实质审查，专利审查机构在授权时也没有将附加技术特征剔除。在侵权诉讼中，专利权人则要求将附加技术特征从独立权利要求中去除，以扩大其专利权利保护范围，也即适用“多余指定原则”。[5]对此，笔者认为，从德国专利司法实践中借鉴的“多余指定原则”是对粗心大意的专利申请人提供的司法挽救，但却以损失公众利益为代价。如果在实用新型专利案件中适用多余指定原则，必将使社会公众丧失对专利权利范围的预判，由公众来承担申请人因粗心大意所产生的后果。另外，区分必要技术特征与附加技术特征的主观臆断性很大，对于专利权利要求本来就缺少限制的实用新型专利而言，更应当避免适用“多余指定原则”。
(四)等同原则的谨慎适用及限制。
等同原则是一种侵权判断原则，即被控侵权产品中的技术特征与权利要求中的技术方案只有一些非实质性的变动，这些变动从本质上看是相等同的，在这种情况下，就仍然应当认定被控侵权产品构成侵权。由于等同原则实际上造成了专利权利保护范围向公众利益领域的扩张，所以应当谨慎适用。
1、严格掌握等同原则的适用条件。等同原则来源于美国的衡平法，是一种例外原则。对实用新型专利而言，除了故意侵权的情况外，应当尽可能的避免适用等同原则。如果被控侵权技术本身也是一项专利技术，那么该专利技术的区别技术特征应推定为经过创造性劳动才能联想到的技术特征，不能适用等同原则。
2、禁言反悔原则。在专利申请的审批过程中，申请人针对其专利申请所做出的修改和针对专利局审查通知做出的意见陈述有可能会对其专利权利保护范围产生限制作用。在专利侵权诉讼中，如果专利权人重新要求将其专利权利保护范围扩张到其曾经放弃部分，出于对公众信赖利益和专利权利有效性的维护，应当禁止专利权人出尔反尔的行为，将其在审批过程中通过修改或者意见陈述所表明的不属于专利权利保护范围的内容予以排除;
3、现有技术抗辩。现有技术抗辩是指以单独一份在先公知技术或所属领域的技术人员在专利申请日前的专业技术知识的组合来限制等同物，如果所属领域的技术人员认为被控侵权物使用的技术是对一份以上的在先公知技术显而易见的简单组合并且没有产生新的技术效果，法院可以认定被控侵权物不构成专利侵权。现有技术抗辩能够很好地将专利权利保护范围阻挡在社会公众所应享有的公共利用领域之外，防止专利独占的不当扩大，但该抗辩只能适用于等同侵权的情况。这是因为，如果该权利保护边界清楚的话，进入这个边界就应当认定侵权，只有在边界模糊的情况下，才需要对边界范围的解释进行限制。如果边界本身进入到公知领域，应当涉及专利权利效力问题。根据我国的专利效力审查制度，专利权利要求经过审批后，法院不能无视专利权利要求的效力，否则将会实际否定专利效力审查制度并且使信赖的第三人无法预知专利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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